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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任剑涛:中华民族何以陷入现代化焦虑  

2016-11-26 20:16:34|  分类: 他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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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 月 26 日 周六

任剑涛:中华民族何以陷入现代化焦虑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中华民族陷入现代化焦虑并不是一个悲剧

但由于这一转型时间绵长、时有夭折、前景难测,因此,中华民族要想真正完成规范意义上的现代转变,还得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这不免让中华民族为现代转型愈挫愈奋不断尝试,艰难迈进寻求突破,面对未来未敢乐观。中华民族陷入现代化焦虑,并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古老民族惊心动魄的现代努力的真实景象,它显示出古老民族现代转变的起伏跌宕、坚忍意志和旧邦新命。

面对如题,人们会质疑,中国已经成为排名第二的世界经济大国,还会有现代化焦虑?我们理应欢欣鼓舞,准备领导世界才对啊!然而,直面中国现代化,早就需要解决但远未解决的两大难题,确实足以让国人深陷焦虑之中。

经过三十年的壮观增长,中国终于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我们民族怎么面对现代化而生存和发展。这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以后,后发的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一切古典帝国,哪怕地域极其广袤、横跨众多民族、有着极其悠久的统治历史和极其自豪的辉煌成就,在现代变迁中,都纷纷陷入困境,先后陷入崩溃的悲惨命运。后发国家,完成现代化即存,抗拒现代化即亡。

第二,从晚明以来,我们国家往哪里走的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令我们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难题。现代化国家已经三波:英格兰人首创,欧陆北美跟进,亚非拉美局部成功。算起来,我们是第四波的现代化国家。前三波国家,堪为中国现代国家典范的颇多,或者在局部意义上成为中国的典范,或者在全局意义上令中国艳羡。因此,前有“超英赶美”显现出两国在中国建国者心目中的分量,后有法、德、俄的快速现代化偶像塑造,在后则是新加坡在国人心目中的榜样地位。这些都是一个立定决心的国家,努力吸收现代化先进国家经验的表现。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也表明中国现代转型中找寻成功之路的“彷徨踯躅久不去”。

现代化的新加坡。

“中国特色”也需要向其他国家借鉴经验

找寻现代典范,是中国现代化转变中的不懈尝试。但成为英美,何其难哉!因为英美两国都是波澜不惊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大范围上讲,都是原生性现代化(英)或原生性现代化的直接移植(美),这跟中国的现代化处境相差何止千里。法德俄是三种类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法国试图借助革命手段实现现代化,一波三折,非其他国家所可以效仿;德国以反现代化的精神奠基,以抵抗方式重寻现代化创新路径,屡受重创,几成殖民地,方成现代化国家;俄国更是一个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现代化国家,试图经一场革命,既解决经济落后,又解决社会公平,但勉力建构的苏联,以国家崩溃告终。这三个国家的典范性,显然不足。但在三个国家一时的国家奇迹面前,中国人是动了真心的。到最后,中国的国家典范似乎成为新加坡,这国地域甚小,但政治控制甚好,经济非常发达,文化自守不错,颇令国人动心。但新国规模是在太小,怎可示范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于是,中国究竟该向谁学习,变得模糊朦胧起来,令国人焦虑。“中国特色”成为答案。但中国特色不等于绝无依傍,向谁借鉴经验,似乎仍是问题。

随着中国近200年学习型文明建构成果的累积,中国已经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因此,仅仅是延续“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的学习文明心态,已经不再适应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必须寻找文明发展的新路,才能推动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闯出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否则,既有的学习榜样不仅难以提示中国前路,而且可能误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因此,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原创性文明的大门口。这无疑是中国新生的希望。但也有形无形地加重了中国的现代化焦虑。

选票是代表着人民授权与否的庄严政治符号

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总体建制。简单讲,现代化可以用“两票”归纳:以钞票谋生,以选票限权。

钞票多少,受制于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一个国家确立最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机制,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将增长的主要份额用于国民的分配,而不是用于经济积累或再生产。选票有无,受制于政体发展。这就需要一个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说到底,就两字:分权。分权的前提是建构行之有制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被宪制规范了的政制。宪制政府乃是分权和法治的政府,是由人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

由于钞票的多少直接与经济发展和分配政策相关,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两个,一是物质生产的问题。满足生存需要的思虑,是一种低级焦虑。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这种焦虑对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具有决定性。但关于生存的焦虑相对容易解决。因为中华民族很伟大、很睿智、很勤劳、很有创造力,具有积累财富的天赋,所以我们民族持续努力30年,便解决了低级焦虑。对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的焦虑,属于高级焦虑。这是不容易解除的焦虑。原因在于,解决分配不公,不仅需要持续做大蛋糕,而且需要精细政策。持续做大蛋糕,已属不易。因为经济的短期飞跃与长期发展,不可同日而语。要想制定出精细的分配政策,更是难事。因为中国自古至今的政策粗放型特点,绝对不是几十年可以解决的问题。

解决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高级焦虑,既需要稳定有致的国内政治体制,也需要安稳的国际秩序。前者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政治史告诉人们,稳定有致的国内秩序,依赖于民主法治政制。民主法治的政治,是一种有效规范权力的体制,这一体制,来自人民的授权。人们的授权,依赖于有效的民主选举制度。如果说钞票多少显示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那么,选票有无就显示出一个国家究竟谁当家作主的政治状态。可见,选票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张纸而已,而是代表着人民授权与否的庄严政治符号。只有人民经由投出的选票的授权,一个政府才具有合法性。它才可能运行在民主法治的政制轨道上。

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站投票

中华民族对两票的需求,都非常之高。那是因为,从小康到富裕,钞票代表的经济发展状态与分配公正与否,与每一个中国人紧密相关;从集权到分权,选票代表的政治发展与民主程度高低,受每一个中国人关切。故两桩事情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清晰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支撑

从目前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不是降低了,而且加重了。这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低级焦虑的退场,是由于高级焦虑的出场。我们民族给出明晰的未来蓝图之前,就会处于一种精神上尚无着落、制度上感觉不公、生活缺乏保障的更深层、更高级的焦虑之中。 

我们民族在古代阶段的辉煌历史,不必赘述。但在近代转变的时候,我们民族明显落伍了,而且是长期而全面的落伍。在物质财富积累方面,我们民族长期抗拒严格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总是以慈父主义的方式对待经济发展问题。由此造成市场经济缺乏相应的观念基础与制度支持。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支撑条件是什么?是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解决产权问题。产权问题清晰,才能解决工作激励问题;产权不清晰,工作激励就一定难以落实。市场经济必须做实专属财产权,让每一个行为者都清楚是为什么工作。如果不落实专属财产权,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工作,掌权者就会以权谋私,不掌权者就会偷奸耍滑,结果就是经济绩效的显著低下,贪污腐败的隐性恶化——不落实现代产权,权力的逐利性,使其天生具有与物质资源勾连的“聪明睿智”,权钱勾结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权钱勾结相应又会败坏整个社会的劳动愿望,最后造成国家发展的迟滞。

自由市场与政府的调节并不矛盾

真正的市场一定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也需要政府以公共政策加以调节。但两者并不矛盾。自由市场依靠价格机制运作,高效而公平;政府依靠法律主治来调节,廉洁而公正。两相扣合,足以保证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定与协调地发展。一个自由的市场与一个法治的政府匹配,构成现代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配。

中国是一个不熟悉市场经济运作的国度。对国人来说,产权也是一个新问题。这需要我们民族熟悉产权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并且坚韧地尊重产权,杜绝那种习惯性侵害公民私有产权的恶习,才足以真正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只陶醉于GDP“大数据”,认为全球经济第一的权杖真的已经实现交接,太傻太天真。

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法律主治、有限政府。

有效规范国家权力,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因为儒家限权思想与皇权专制制度之间,一直没有合拢。而近代中国救亡的紧迫性,又鼓励权力建国,结果造成中国以权力建国、以权力治国的定势。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国人最爱说既要重视市场调节、又要重视政府管制的政治正确言论。岂不知市场调节的前提是现代产权,政府调节的前提是分权制衡。一个没有做实在宪制体系中,缺乏分权制衡的政府,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权力。这样的调节,很难避免瞎指挥。

现代化焦虑证明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还有活力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面对的挑战如此繁重,转型的收效与进展如此的交错,民族成员心理上不焦虑才怪。出现焦虑,证明我们民族在精神上还有活力。焦虑促使我们民族去求解,去克治。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焦虑,一类是集群焦虑。个体焦虑,是指身处民族集群焦虑氛围中每个成员的焦虑。这种焦虑,以集群焦虑的冰释而得到彻底解决。但解决之法,依靠民族成员各个个体去解决。从社会面相来看,每个人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责任,是解决这一焦虑的条件。从人生发展来看,每个人尽力争取之极大权益,同时为集群权益做出贡献,是解决这一焦虑的必须。中华民族的焦虑,不能离开个人而抽象空洞地得到认知和解决。

另一类焦虑,也是更大的焦虑,是国家焦虑。从国家高层到普通公民,一方面对国家未来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又很难即刻看到国家强盛的全貌,再一方面大家心知肚明,国家还面对许多棘手的难题。因此,举国上下,都在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本来,对一个常态国家来讲,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仰望星空,是民族少数成员克尽的职责;脚踏实地,这是民族大多数成员的生活状态。民族的一切成员都在“仰望星空”,那就缺少务实的人群;民族的成员都在“脚踏实地”,国家前途无人瞻望。两种情况都是危险的。

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举国上下在望星空还是做实事上的两级跳!国人缺少必要的淡定,因此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大脑空空,心中懵懵。这种氛围中的焦虑心情,就容易将民族引向歧途。

中国人的心理焦虑来自对自身处境的困惑

深探一步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乃是一种精神上的焦虑。

所谓精神上的焦虑,就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深处对现代处境中的民族精神地位、精神能力、精神产出和世界影响缺乏把握,由此带来心理深处的高度紧张。我们在古代世界中广泛、深刻、持续影响邻国。而今,不仅难以影响邻国,而且受现代化诸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之大,似乎难以挣脱。这是民族在精神上仍未自立的表现。民族如何醒觉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并且为其他国家提供示范价值,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标志。但正是在这点上,我们缺乏足以傲世的成就。如此,“焉能籍甚乎人间”?!

中国人的心理焦虑来自对自身处境的困惑。

一个民族在心智上免于焦虑,重要的是能够对自己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对世界的作用与影响,了然于心。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不仅能在宏观上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能对人类攻坚克难做出富有成效的指点和引导。假如一个民族尚做不到这一点,而这个民族却又心怀壮志,那么,这个民族就势必经历难受的心理煎熬。

中国人的心理焦虑从何而来?来自我们对自身处境的困惑,对人类引导能力的不足。这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焦虑的心理导因。面对此情此景,拿出民族勇气和决心,化雄心为行动,我们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即便消失无踪。

社会政治领域的改革容易“进一步退两步” 

今天,中国该往哪里走,我们民族是绝对清楚的。问题在于,走向规范现代化境地,谈何容易。中国往何处去,不在于撰写文献性的方案,而在于执行文献性方案的勇气和智慧。核心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发展经济的问题。因为市场经济展现出来的经济能量,已经足以让国人心服口服。从公平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诉求出发,中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已经浮出台面: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换言之,关键的问题是接着分享经济权利之后,国人必然祈求公平分享社会政治权利、平等行使国家权力。

中国的改革,需要从经济层面走向社会政治层面。这是一个很容易出现“进一步退两步”的改革领域。原因在于,这样的改革是改革改革者的改革。改革者筹划不涉及自身的改革,完全可以做到从容不迫、淡定自如、全力投入、有效推进。然而,一旦改革涉及改革者自身,那就会举步维艰。这不是说改革者使坏,造成改革的夭折。而是基于亘古不变的人性,改革者也会担忧自身利益受到触动。因此,当中国改革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官员、准官员或接近官员的人们几乎是格式化的表达:“我们愿意改革,只是没有想好怎么改”。这不是托辞,而是道白。就算他们特别愿意改革,也想好了怎么改革,甚至设计好了改革的实际步骤,改革依然难于推进。利益当头,谁能做到坦然自若?人非神衹,岂能免俗?

国家主义忽视了个人的价值

于是,站在官方权力立场上指出社会政治改革之难的各种论断便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归纳种种说法的宗旨,就是现有权力体系不能更动,稍有更动,国家危殆。在这类说辞中,敌视公民权利、崇尚国家权力成为核心命题。今日中国浮现的种种国家主义,也就可以理解了。

国家主义大致可以分为强势与弱势两种版本。弱势的国家主义主要是一种敬重国家,事事国家优先,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可以牺牲局部利益与个人利益。强势的国家主义则显现出无条件崇拜国家的特质,以国家为至上的存在物,个人和群体需要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直至为国家不惜献出生命。两种国家主义都忽视个人价值。但后者的危害远超前者。日本、德国、意大利,都曾经在国家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受国家主义危害,以至于让国家处于战争危机之中,造成严重的国家危机。此情此景,不能不令国人深思。

明治天皇参拜靖国神社

一个国家确实需要有强大有效的权力建制,这本身没有错。但一个国家仅有强大的权力建制,仅把这个强大的权力建制作为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会误入歧途。因此,凡是那些崇拜国家的主张,尤其是无条件推崇和服从国家的主张,都必须坚决反对。诸如国家崇拜色彩非常明显的“中国的信仰就是中国本身”,不加拒斥,似乎不足以塑就健康的国家意识。

健康的国家意识,建立在健全的公民意识基础上。否则,一个国家的公民,国家意识越强,后果越不堪设想。

 

实现现代化依赖于全体民族成员上下同心

解除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当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个过去的实践问题,是个当下向未来迈进的实践决断的问题。不首先致力把握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实践先机,一切理论都是苍白乏力的。我们民族怎样在现代化实践中真正把握好机遇,掌握好我们的命运,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设问。

今天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球村。无论是小国、中等国家,还是大国,都处在复杂激烈的竞争之中,一个国家所得到的发展机会,往往稍纵即逝。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民族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应对呢?

需要强调,中国要发展,民族要进步,国家要引领世界,要发挥提高人类文明发展水平的领导作用,依赖于我们民族是不是能上下同心。上下同心,便足以凝聚全民族的力量,这对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比任何伟大的政治个体都要管用得多、重要得多。

如果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没有为自己民族的前途负责的愿望,而寄希望于个人,甚至委责于后人,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堪忧。这一方面表明,我们民族没有走出现代化焦虑;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民族依然会处于一种社会政治危机的状态。

我们要确立时势比人强的基本立场。我们怎么行动,这对我们民族的未来是最为关键的事情。在现代化转变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能犹豫徘徊,不能进退失据,只能勇于前行、敢于决断、择善而从、寻求突破。如此,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终可克治,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实现。

(作者:任剑涛;编辑:陈菲;文中小标及图片系编者所加,图片来自网络。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约稿,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

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中国政治的研究。出版个人专著和文集十几部。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静对喧嚣》(2016),《公共的政治哲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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